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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雷之後,不能沒有雨滴──「七一五社群」的新座標

其實,這就是「外行人看熱鬧,內行人看門道」。因為不管幾十萬,或者百萬的反扁浪潮,都祇像遼闊汪洋的表層,無論浪多高、多壯麗,都不會真正沖倒深層的龍王宮,畢竟在六二七國親罷免阿扁失敗後,體制內讓阿扁下台的機會已失,其後無論或綠或藍的反扁動作,道德訴求的社會意義已遠大於政治效應;若真有人執意體制外的民粹動員,以為這是順天應人、代表「沈默中產階級」的「怒吼」,恐怕結果是會讓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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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以,阿扁敢於在凱達格蘭學校氣定神閒地大談「民主選舉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用數人頭來代替拳頭,民主時代得來不易,如果還要用流血手段來革命,我覺得這不是民主進步,這是民主倒著走,這是民主退步。」,還說「日前爆發的總統府國務機要費的使用、總統官邸的用人問題,是威權體制走向民主社會轉型期所遺留的後遺症」,更絕的是,阿扁再度把調子拉抬到「台灣目前最大問題是面臨國家認同的危機。」對!阿扁是恬不知恥,是挺會硬拗;但即使你我氣結,他仍可高坐總統大位,奈他不得! 可否因此對現狀絕望呢?不!我祇是先行預知九月紀事,免得屆時有人承受不住現實與期望之間的巨大落差,以致肇生不可彌補的負面苦果。那麼,是否只能坐以待斃或暴虎憑河呢?非也!我還是非常看重「親綠」學者的集體行動。因為,Nori施明德固然更具反貪腐的道德象徵和號召力,他的反扁決心與動作更非馬英九之類的飼料雞可堪比擬;但,浪漫有餘、耳根卻輕的Nori,多少讓我聯想到情溢乎辭的李後主,所以無論他號召了多少群眾(幾十萬或者百萬雄兵)走上街頭,真要將反扁、反貪腐大任託付給他,我總覺相當的不安。 「親綠」學者的「造次」,在一波波倒扁行動中似乎祇像個強力的中繼救援投手而已,無關乎戰局的成敗;然而,以國親為主導的立院罷免行動,根本是荒腔走板,撐不了兩局的惡質先發(以藍綠對決為主軸)。「七一五宣言」不僅是出自綠營內部的批判力道,它不但是實質先發,更可能(注意!是可能而非必然)開啟新的球風──從淺薄的政爭提昇到文化思想層面,也就是說,它啟動了多年來被阿扁及民進黨綁架的原生自由主義力量、同情弱勢的中間偏左聲音,讓這些台灣資產置於重生復甦的道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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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甦之理按吳叡人的講法,就是重新確立「進步本土」的道路與力量。「本土」固然是台灣認同的礎石,然而今卻處處可見封建反動的「本土力量」雜蕪蔓生,幾致窒悶我們的生機、阻斷我們的視域,所以我輩得勇於雙手劈開生死路,藉著這次行動區隔開進步/反動的本土力量,繼而匯聚進步本土的力道衝決網羅。所以,與其說「七一五宣言」、「七二六回應文」是純粹的政治動作、是學運鄉愁的返祖回歸,毋寧說,此為社會與新思想的普羅米修斯盜火運動。因此,阿扁下不下台,並非「七一五宣言」的決戰指標;至於沒能讓民進黨在全代會激發全面的批判聲浪,達成裡應外合的初步目標,當然得記上一敗。然而,檢驗「七一五宣言」參與者、贊翼者、認同者──或者,可稱之為「七一五社群」──戰力是否恆久有力,還有其他指標。那又是什麼呢? 首先,想要明確區隔進步/反動的本土力量,可不能只貼上粗製濫造的「淺綠反扁/深綠支扁」標籤就告了事。問題絕不能如此簡化!我腦海首先浮現了「德雷福事件」(Dreyfus Affair),因為該事件的成因和發展經緯,足供我輩參照,並藉以對「七一五社群」提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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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德雷福事件」的成因背景、經過和歷史影響,可參見麥田出版的《法國與德雷福事件》一書,以及我為該書所寫的一篇書評〈 冤案背後的諸神戰鬥〉(見於《誠品好讀》38期,2003年11月)。簡言之,就是法國軍方在一八九四年以叛國罪名起訴並判刑一名猶太裔軍官德雷福;其後儘管證明叛國者另有其人,軍方卻以反猶和保持顏面為由,拒絕重開調查。此後支持德雷福和反德雷福者分在法庭、媒體進行長期鬥爭,最後直到一九○六年,最高法院才宣布關於德雷福案的判決無效。 我不想拿「德雷福事件」套用詮釋台灣的任何要人(嘿嘿!若有人見獵心喜,援以為護扁的利器,就會發現愈到後面愈走不下去),要說的是,「德雷福事件」事件初起,社會輿情其實是一面倒地認定德雷福有罪。若非德雷福家屬鍥而不捨的申冤,少數有心人士的奔走,以及最重要的,大作家左拉(Emile Zola)在一八九八年發表〈我控訴〉(J’Accuse)的公開信,進步/反動的對決才正式展開。基本上反德雷福陣營者包括:天主教徒、軍方、狂熱的國權主義者、保王黨、文化保守主義者等等;而共和激進派、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新教人士、猶太主義者則屬於德雷福派。而德雷福派的勝利,不但軍隊的共和化、政教分離都得以實施,確保了第二共和的堅實基礎,王室復辟夢因之破碎。更重要的是,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集體行動、批判權力體制,於焉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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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為「七一五宣言」具有〈我控訴〉那種雷霆萬鈞的聲勢與力道;然而源於綠營內部,如斯追求進步自省的聲音,其作用確實等同於左拉跫音之於十九世紀末的法國。儘管「七一五社群」中的李丁讚教授,期許綠營內部的反省之聲激盪出來後,藍營內部的進步力量也能躍起。但眾所周知,藍營內部根本不可能有如斯清澄通澈的甘泉湧出。 「七一五宣言」不是康有為式的「公車上書」,目的不在於和阿扁作最後對決,而是企圖和整個公民社會對話。問題就在於:媒體冠以「親綠」學者標籤,是否已成為沈重枷鎖,致使立場角色因而受限?台灣真有公民社會的雛型嗎?知識菁英自認的理性對話,真是立於公共論壇嗎? 讓我們從「親綠」學者這字眼談起!這樣的旗號應該是媒體便宜行使的結果,然而旗幟鮮明的定位是必要的,這才能讓他們「打著綠旗反綠旗,更打藍旗」。因為若偽善地宣稱不分族群、統獨、左右,最後就必然淪為變味的雜熷,「族群平等聯盟」正是箇中代表。固然,「七一五宣言」出爐後博得滿頭采,藍綠陣營卻先後發出或嫉妒或仇視的論調──泛藍的黃光國、李明輝等「民盟」份子,認為「七一五社群」根本是「幫派意識」在作祟,也就是說,明的是打扁,暗的是助民進黨;而綠營的幾個傳聲筒則一口斷定「七一五社群」祇是統媒的馬前卒而已。於是,「親綠」字眼似乎顯得有些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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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就像三、四十年前兩蔣獨裁的年代,「黨外」一語本有政治化外之民的意味,然而在一九七七年之後,「黨外」就轉為具有集體抗爭的正向符碼;再回溯到「德雷福事件」來討論,當日反德雷福陣營將「知識分子」冠到德雷福陣營支持者身上,就可知那不是什麼好字眼(迄今在保守右翼分子眼中,知識分子仍是一群壞胚子);然而,對滿懷正義理念、期許理想落實的多數人而言,知識分子如同北辰,讓人憧憬不已。因而在好「色」的台灣,若謂綠比藍終究具有更多正面意象的話(事實也是如此),那麼冠以「親綠」又何妨!不過,「親綠」終是過渡字眼,尤其當「七一五社群」不再逗留於政治第一線時更是如此。 再者,「七一五社群」念茲在茲的公民社會,其實就是想要在正義與秩序之間尋得一種衡平關係。問題在於,回顧「德雷福事件」可知,德雷福派彰顯的是正義招牌,反德雷福陣營則著重於國家利益、法治等秩序面向。結果連號稱文明的法國,這百餘年來也始終在正義與秩序間擺盪,那麼在既無正義、秩序又極脆弱的福爾摩沙台灣,一群想要與眾人講理的知識菁英,擔子不會太重嗎?更何況,亦如同「德雷福事件」前後的法國文化思想界正處於青黃不接階段(左拉的形像和影響力差之雨果遠甚),今日的「七一五社群」知識菁英們確實少了一言九鼎的影響力;似乎除了在報紙寫寫文章持續保溫外,很難有啥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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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局勢倒也沒這麼悲觀。應該說建構公民社會還是得從新論述、新觀念的挹注入手,因而「進步本土」力量就有了立足點。關於道德/制度的辯證,內裡其實就是進步/本土的相互提攜,缺一不可。進一步說,綜觀此回綠營內部對於「七一五宣言」的回應,所以必須超越「「淺綠反扁/深綠支扁」的標籤,就在於那樣的定位欠缺事實與辯證思惟,那是一種機械論的惰語。 我絕不敢妄言:質疑或反對「七一五宣言」者必屬反動。畢竟,該宣言就像「空白主體」,看似空疏、道德宣示性濃,其實就是留待各方豪傑起義來歸後再進行補綴。看看這一個月以來,多少知識菁英紛由政治、法律、政經、社會、倫理、傳播諸面向扣緊道德與制度聯結之必要性,容或仍有不足處,論述已大體有個規模。同時,論述承載的內容必然得越過「要求阿扁下台」這樣的指涉,而賦予程序和過程更多縝密的運作空間。所以,凡是認為阿扁的作為確有疑義、必須強烈批判,卻對「阿扁應辭職下台」的主張持質疑態度者,都是「以民主豐富台灣認同」的築構夥伴,這不該是敵友關係。民主前輩黃文雄前此曾說「淺綠即深綠」,放在「以民主豐富台灣認同」的座標下,就適足以動態解釋,何以「以理想和制度為標的,而非以權勢者為依歸的本土陣營支持者才是深綠」之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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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對「七一五社群」懷抱敵意的綠營人士或聚落,也不必然悉屬深綠信眾。對於長期飽受國民黨大中國思惟蹂躪踐踏的底層台灣人而言,「七一五社群」的反扁舉措確實讓他們有椎心之痛,因而興起強烈支扁的念頭與行動,都可以理解。他們的作為雖有不少屬於妄念,甚至是愚行,卻更證明了:以大台北為發展舞台的「七一五社群」必須與中南部、底層的綠營基層深入對話,這是雙方的教學相長,因為新思想必然可從中汲取豐碩的養分,而這也是公民社會的初步,容不得置而不論。 最後,再檢視少數仰仗執政者提供奶水的封建本土主義者,老實說,此中綠皮藍骨者佔了多數;所以,對付這些人就不能手軟,必得祭起照妖鏡讓他們現形。也因而,對於「七一五社群」來說,除了紅藍既有的敵對勢力仍得奮戰不懈外,揭發封建本土主義者的醜貌,也成了新興任務,三面作戰還真是任重道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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