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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戰六十,困惑的事實!──關於德、日的戰爭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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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徂東,終戰六十年的布幕已然全面拉起!二戰烽火真正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從貴冑菁英到布衣庶民無一不受到波及;且二戰是「絕對戰爭」(納粹德國的「種族清洗」,以及盟軍所謂「無條件投降」的要求皆是)最極致的表現,所以,它或可視為最後的「古典」全民戰爭!因為,此後在核戰集體毀滅的陰影下,強權國只敢打局部的、代理人的戰爭(韓戰、越戰);而九○年代電子科技發達之後,高科技的戰爭行為變為富有國家的奢侈專利,戰爭的階級問題於焉產生! 一甲子的征塵歲月,該是歷史事件可以沈澱反芻之刻了,適值影視史學日受重視,所以我著眼於近年來兩部備受爭議的戰敗國電影──一部是耗資一千六百萬美元,由德國大導演奧利弗‧希爾斯畢格爾(Oliver Hirschbiegel)執導,描述希特勒最後十二天生涯的《帝國毀滅》(Der Untergang,英譯The Downfall,二○○四年);另一部是由伊藤俊也執導的《プライド:運命の瞬間》(中譯《自尊──命運的瞬間》,東映,一九九八年)。或可由此尋繹戰勝國眼中的惡魔形象如何演變,以及戰敗國的集體記憶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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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談德國問題!長期以來英美關於納粹的形像定位就是醜化與丑化──記得兒時看《勇士們》、《沙漠之鼠》等影集時,對於德軍的笨拙易死常感疑惑難解,爾後對這類影集的反感萌生。事實上,由於英美對納粹法西斯是又恨且懼,所以各類影像中的「元首」(Führer,就是指希特勒)形象既是加倍地醜化與丑化,且從不讓他正視眾人。直到一九九三年史蒂芬‧史匹伯推出《辛德勒的名單》之後,鐵板一塊的德國形象才有再造新詮的機會;然而,民間/官方的分離仍寓含正/邪不兩立的味道。 其實,好萊塢也曾塑造出少數以德軍為主體的電影,像一九七七年上映的《鐵十字勳章》(Cross of Iron),詹姆斯‧柯本(James Coburn)所飾的德軍班長,就和出身普魯士貴族,一心為獲取鐵十字勳章而犧牲同志的德軍上尉,形成善惡二分的對比,唯彼等畢竟屬於納粹陣營,所以只能讓他們身殉於庫斯克戰役中。 至於首次逼視希特勒,從骨子、潛意識裡刻畫邪惡本質的電影,則是《惡魔的復活》(Hitler: The Rise of Evil,二○○三年),羅伯特‧卡萊爾(Robert Carlyle)演出的希特勒有些誇張,但身形背後卻直指權力是如何以血腥、愚民澆灌而來,對照清純卻飽受希特勒摧殘的外甥女(Geli Raubal),源於日常生活的暴力更讓人不寒而慄!此外,本片還有三條支線:以老邁的興登堡總統(彼得‧奧圖飾)為首的威瑪官僚;秉持正義揭發納粹不法的新聞記者;盲從納粹並大力給予鉅額資金的投機殷商,威瑪後期的時代圖像油然赫立。就一個非常時期,能夠瞬間捕捉到尋常眾人面對非常之人的神態(驚羨、懼怖、無力……)而言,本片總算跨出了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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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惡魔的復活》是希特勒崛起前後的閃靈惡像,那麼《帝國毀滅》就是日暮窮途的原初權力結構大顯露,以及最不裝腔作勢的希特勒留影。我所謂原初權力結構的暴露是指,透過廿五歲的女祕書蓉格(Traudl Junge)之眼,正規國防軍(Wehrmacht)和文官體系幾乎癱瘓不存了,只剩黨衛隊(SS)和最死忠的黨政軍高幹在負隅頑抗。蘇聯紅軍的砲火取代向來的群眾擁戴聲,廿世紀「最偉大」的煽動天才,如今已是帕金森症纏身、疲態畢現的殘燭老人,伴隨著愛人伊娃‧布朗(Eva Braun)困守在總理官邸的地下碉堡(Bunker),靜待末日審判。 不過導演奧利弗‧希斯畢格爾可不想陰翳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除了地下碉堡裡頭納粹高幹的垂死掙扎,本片另有幾條支線:忙著為士兵、平民進行救助的軍醫、以螳臂擋車之姿誓死捍衛第三帝國的「希特勒青年團」十餘歲少年,他們都在彷如瘟疫上身的無情烽火中接受人性的考驗。就因為軸線未集中,所以大導演溫德斯(Wim Wenders)才會在《時代》(die Zeit)撰文批判本片混淆電影敘述與資訊給予的差別。或許,對德國人作如斯的期許是必要,但鏡頭的跳脫,在冗長時間裡反倒容易讓人融入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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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爭議其實是:為何要讓一個曠世魔王和世人「面會」?一個素食、潔淨、愛護孩童、善待動物,屬下眼中極其和藹的「元首」,怎會是掀起濤天巨浪、殘殺六百萬猶太人的魔王呢?我私心惋歎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過世太早,否則以她對極權主義的深邃的詮釋,以及藉由艾希曼(Adolf Eichmann)審判事件中提出「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的智慧,應可綰合矛盾拈出新的辯證思維,如今就由我們接受這樣的挑戰。值得注意者,當希特勒以平和口氣說:「這是德國人民自己的選擇,他們必須為此付出代價」,這較之齜牙裂嘴的狂吠更令人懼怖,因此,可以說「惡」的發抒源於「自然」!影片裡還有兩個顯例,這都和醜陋陰鷙的戈培爾(Josef Goebbels)有關。這位以「謊言講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著稱」於世的邪惡天才(其實,他也是當代傳播文宣永遠膜拜的祖師爺!),當他聽聞希特勒有意將他調離地下碉堡時,竟會痛哭失聲,惡之所依,已然清楚;另一場景是,戈培爾太太以寧靜身段毒死自己的六個子女,最後再和戈培爾舉槍自盡的畫面,就算莎士比亞再世,恐怕也會瞠目結舌啊! 還有一幕三部曲,可以透析權力集團的複雜依附關係。當四月廿二日傳來納粹第二號頭目戈林(Hermann Göring)叛逃的消息時,希特勒自然怒不可遏,痛罵戈林是吸毒鬼;廿三日軍需部長史佩爾(Albert Speer)親往柏林的地下碉堡,向「元首」坦承並未執行破壞德國重要建設的命令時,希特勒一言不發,其後的影響是,希特勒的遺矚裡隻字未提史佩爾;真正讓希特勒有椎心之痛繼而全然喪志的是,廿八日祕密警察頭子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叛逃並準備與西方謀和。希特勒向女祕書蓉格表示:「戈林向來就不可靠,史佩爾是浪漫的理想主義者,唯獨希姆萊是他的奴僕,奴僕竟敢棄主而去。」至於,其後希特勒的自殺及德國的投降都已非高潮所在。 值得玩味的是,年老時的蓉格祕書說「年輕不是無知的藉口」,這其實就是整體德國面對納粹惡行的基本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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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迄今仍遭各方指責為「堅不認錯」、「軍國主義思想未戢」的東瀛日本,其實早在戰後未久就由黑澤明執導了一部反戰電影《我於青春無悔》(青春悔,東寶,一九四六年),女主角就是有「永遠的處女」稱譽的原節子。巧合的是,原節子和希特勒的女祕書蓉格同年(一九二○年生,另一個同年的大明星是李香蘭)。 原節子和李香蘭在二戰期間,都曾擔負某種大東亞共榮的樣板角色,然而,原節子戰後迅即蛻變為「民主主義的女神」(就是藉由《我於青春無悔》,以及日後多部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演出);李香蘭在承受一陣「漢奸」(她其實是日本人,名曰山口淑子)罵名後,七○年代迄今投入政治外交工作,交流大使之名不逕而走。所以,不能說日本社會未曾反思戰爭之罪,只是他們以女性柔情的形象來悄然挪移,徹底清算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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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戰後的日本電影,以二戰為背景的著實不少,但都不曾觸及責任歸屬問題,直到《自尊──命運的瞬間》(以下簡稱《自》片)一出,戰爭責任的問題總算攤開來談。但,……《自》片以一九四六年起訴廿八名A級戰犯的東京大審為背景,其中被視為首惡的原首相東條英機,在片中被刻畫成是一個愛家庭重文風、忠君尚義的仁人君子,他之所以扛起一切咎責係為保護天皇,所以,在日本人眼中東條是代君受過的「義人」,豈是臭名四溢的A級戰犯!所以飾演東條英機的老牌演員津川雅彥坦承,原以為所扮是反派角色,演出後才知東條「偉大」! 再者,參與東京大審的印度籍法官帕爾(Radhabinod Pal)寫了一部六十萬字的「審判意見」,大力陳述這場大審只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報復,「世人都需慈悲為懷,不應該以正義之名來進行報復,所以全體戰犯都應無罪開釋」,雖然最後包括東條在內共有七人上了絞首架;但,帕爾所述已成日本社會的「金科玉律」,《自》片中帕爾角色極為吃重,彷如翩降日本的救難菩薩般;此後,七名A級戰犯於一九七八年合祀靖國神社,前不久包括厚生省政務官森岡正宏、自民黨總務會長久間章生,還有靖國神社的公關部負責人大山晉吾,都先後發言,否認有所謂的「戰犯」存在。 不承認戰犯的存在、合祀靖國神社,乃至有些教科書淡化日本在二戰的行為,無怪乎會觸動周邊中、韓等國的敏感神經,歷史波瀾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於是,一個歷史/道德命題在東亞社會漸次形成:德國能?日本為什麼不能? 然而,這命題極為取巧和危險,就如新中橫對中央山脈的破壞一樣,稍一不慎就會因思想的怠惰而遭來莫名的歷史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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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德國是東西方戰場的全面潰敗,更讓德國深感「新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的三十年戰爭,讓德意志遭到全所未有的斲害,如今,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五又是個三十年)的夢魘再現。孰為戰勝國與戰敗國清楚明白;再加上德國不少法學家──如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深痛實證法學的走樣,轉而提供自然法的奧援──相信有絕對正義的存在;於是,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在程序與實質上大體兼備,這讓向來奉公守法的德國人從形式層面可以接受戰敗的事實與處分。況且,集體虐殺猶太人是鐵的事實,所以,前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於一九七○年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的一跪,就跪出德國人反省力較強的高道德形象出來。 德國的問題在於:何以一個產出不少傑出思想家、科學家、音樂家的優秀民族,竟會製造希特勒這種怪胎?又何以像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施密特(Carl Schmitt)這種世界級的菁英頭腦也會支持納粹?追根究柢,可能是人人有責,這負擔過於沈重,於是守法的德國人就倣效史佩爾模式。因為史佩爾是唯一在紐倫堡大審中坦承犯行的戰犯,然而,他至死都否認知悉集中營、猶太集體屠殺等醜行。德國人願意道歉,但絕大多數德國人其實是不敢回顧!所以,我們只能說德國人在法的形式上願接受戰敗國處分,可這不涉及道德層面。 亞洲方面的問題,主要有二:一是根本沒有戰勝國;二是日本人的戰爭責任歸屬有些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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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謎題:日本無條件投降,猜一中國古人?於是,屈原、蘇武、蔣幹、共工紛紛出爐。其實,屈原(屈服於原子彈)才是最真切的,蘇武(蘇聯武力)則只具輔助性,至於蔣幹(蔣介石幹部)和共工(共產黨工農兵)純屬阿Q自娛的笑話。雖說斯時有兩百萬日軍被牽制於中國戰場,但就一個尚屬中世紀形態的中國來說,傾全力都未必能克敵制勝,更何況國共雙方還相互掣肘,所以終戰之日反倒是內戰開始時。 更可笑的是,東亞國家向來沒有所謂普遍正義的信念,有的只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強盜邏輯。過去國共互爭領導權,這尤以中國共產黨的變臉功力最是驚人,而今日泛藍的連戰和中國新領導人胡錦濤又在「聯共制台」的目標下,妄稱國共一起抗日。如此反覆托大、顛倒說詞,又豈能獨責日本篡改歷史!所以,如何讓日本認錯、道歉固然重要;但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不敢面對自己的歷史原貌,就休怪別人不會尊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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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談起二戰的禍首,德國厥惟希特勒,義大利是墨索里尼,也不會有異議;但日本呢?東條英機嗎?老實說,這也太抬舉他了!認真咎責的話,出身五攝家的前首相近衛文麿,其責任絕不會小於東條,要之,日本就是找不出像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樣的獨裁梟雄來。而依我之見,這還得從日本特殊的公武體制發展史去爬梳。 自平安時代藤原家族霸佔朝政,並發展出世襲的攝關政治以後,日本天皇早已喪失實權,到了一一九二年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此後直到德川慶喜還政於朝,有將近七百年時間,是屬於武家政治的時代,天皇只是個精神領袖而已。明治政府雖被視為「絕對主義的天皇制」,看似公武一體了;但從一開始薩摩藩、長州藩集團就壟斷朝政,形成另類的武家政治,雄才大略的明治天皇還可以掌控大局,但到了昭和年代,軍方氣焰日盛,裕仁天皇卻是個怯懦又投機的幻想家,所以固然最後的裁決權在他手裡,但軍方卻是在既成事實造成後再由裕仁親裁,由於軍方的擴張行動始終順利,裕仁就以僥倖之心一而再,再而三的追認,終導致日本玩火自焚。相關的日本軍閥固然不能免責,但若縱放裕仁天皇,就永遠追蹤不到罪責之源。因為裕仁裝無辜,包括東條等人又自以為代君受過,怎可能促使日本懺悔醒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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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天皇制已成日本迴避二戰責任的遮羞布,值此日本皇室可能面臨男系天皇後繼乏人的危機時刻(若承認女系可以繼承,「萬世一系」的說詞將不攻自破)。那麼,勇敢批判裕仁的罪行,認真思索廢除天皇制的必要,將是日人解除二戰罪孽的重要一步。終戰六十,東北亞卻是舊恨未解,新仇再生,相關國家的省悟是否足夠或已然偏差,恐怕又是一個大問題! 有關《帝國毀滅》的相關影評、德日道德的比較,以下兩篇力作暨熱烈的討論,值得識者觀摩: 德不德,日不日,誰比誰? Viel Spass mit Hi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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