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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散於歷史幻境的台灣民主國

五月二十五日,台灣民主國正式成立;次日,新共和國的國旗──藍地黃虎旗亦隨風飄揚。但日軍於澳底登陸後,唐景崧於六月四日就遁逃回唐山,所以有人認為,台灣民主國只有十一天的壽命,而黃昭堂則認為台灣民主國的歷史,是直到日軍攻陷台南的十月二十一日才終結,共一百四十八天。不論十一天也好,或是一百四十八天也罷,都是夭折的政體。 迄今,不論中外統獨,對於台灣民主國的評價都不高,台灣民主國創建不久,時在台北的新聞通訊員James W. Davidson──著有《台灣之過去與現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 Present),蔡啟恆譯,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二年。就認為這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是愚弄眾人的畸形兒;一九一一年訪台的梁啟超也認為民主國「直如一笑譚」;台獨運動先驅王育德也認為台灣民主國格調不高;而鑽研台灣民主國經緯,並而作出博士論文的黃昭堂,在該力作《台灣民主國之研究》(廖為智譯,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出版,一九九三年),就提示六大缺失:民眾基礎的脆弱、指導者的功利主義傾向、依靠外力甚於自力、非民主的共和制、獨立目的的流動性、統制力薄弱,用以界定其本質。 台灣民主國的短暫、虛幻都是事實,但同樣地,「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以及兵荒馬亂之中作出「自立」(或獨立)的抉擇,也都是事實。儘管這涉及中國主戰派的張之洞與主和派李鴻章的政治鬥爭,涉及唐景崧為自保官位、權勢的權宜之計; 也有邱逢甲等台灣士紳為己身階級的考量。但綜合史家之言,「自立」雖來自張之洞、陳季同(張之幕臣)甚多,邱逢甲的主動與推動是最大關鍵;唐景崧則是藉由同意此等主張迅速掌握主導權;但也因而與台灣士紳階級有了嫌隙,一開始就變成唐景崧唱獨角戲,邱逢甲另於中部組義軍,而劉永福在南台灣有點自立鬥戶,三雄鼎立,再加上期待的外援不來,終被日軍一一攻破,民主國覆亡。 美國學者藍厚理(Harry J. Lamley)則在〈一八九五年之台灣民主國──近代中國史上一段意味深遠的插曲》一文,吳密察、蔡志祥譯,見《台灣史論叢──第一輯》,黃富三、曹永和主編,眾文圖書,一九八○年),提出:它透露一個晚清的官吏,企圖在西方政治制度的外衣下,如何繼續保有自己的權力。……台灣民主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當中國受到外面攻擊逼迫下的危篤關頭,提早現身。民主國的創建者不僅運用當時「變法」論者所發展出來的思想;並且,接納與當時尚在中國流行的自強概念等類似的改革觀點。……這個夭折的民主國,反映出當新中國的黎明來臨之時,迷惘的中國人的激情和變遷的狀態。 所以,儘管藍厚理也認為「它實在是一項徒具『民主』稱號的欺詐事件」;但放到晚清更廣袤的知識菁英史來看,它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先聲。 個人更認為,除了孫文等革命行動受啟發外,庚子匪亂(就是義和團事變)期間,東南各省,包括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及山東巡撫袁世凱,竟搞起形同獨立的「東南自保運動」,這其中,張之洞先前既已鼓吹唐景崧自立,這時又搞自保,關於他這方面的研究,似乎不多且太被忽略了! 也誠如黃昭堂所論,台灣民主國的創建對台灣人意識的萌芽也有一定的助益(雖然離台灣獨立非常非常遙遠)。 太史公曰:在一個對現代主權國家的形式、內容一知半解的年代,隨意摭拾西方政治制度及稱號的皮毛應用,容或錯誤百出,但其對存在處境的倉卒應對,必須予以理解。同樣地,在中國肆意打壓台灣,裂解內部團結的此刻,我們對國際局勢、台海實質是否較百年前進步呢?該如何面對自我良心的鞭策、慎思荒謬存在處境的突圍,一一○年前的經驗,不容我們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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